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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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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盐与茅台酒

刘 刚

“煮海为盐，国用以蓄；凿井汲泉，蜀中所独；水火既济，实天降福；远贸黔中，近食邻牧；计引配盐，不劳案牍；裕国通商，法令以肃”（清道光《富顺县志·盐政志》），这段引言不仅彰显了四川自贡井盐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道出了“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川黔百年盐酒传奇。

自贡自流井盐场千船竞发（1938年，孙明经 摄）

一

井盐入黔的缘起与发展

历史上，贵州因大山阻隔、地处僻远被视为蛮荒之地，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说，“地瘠民贫”是其显著特征。更要命的是，这片向称“山国”的高原之地不产盐，民众世世代代饱受淡食之苦。

清乾隆十年（1745），贵州总督张广泗向朝廷奏请川盐入黔，并组织力量疏浚赤水河。经过治理，盐船经赤水河可上溯至茅台。盐路的改善，使众多自贡盐商开始参与运盐大军之中。道光《遵义府志》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称“四川自流井之盐由是起拔”。乾隆年间，曾任四川提督、总督的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四条水路划定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永岸即“永边岸”，经永宁河运至四川叙永县，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各地；仁岸即“仁边岸”，经赤水河运至仁怀茅台，再经金沙到安顺以及贵阳等黔中腹地；綦岸即“綦边岸”，自綦江至贵州桐梓县松坎，再到遵义等黔北之地；涪岸即“涪边岸”，从涪陵沿乌江至贵州思南等地。

仁岸起点为四川省合江县，沿途涉及今贵州的赤水、习水、仁怀等县（市），至终点茅台起岸。该岸位居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首，凭借黄金水道赤水河承担着贵州三分之二的食盐转运任务，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时，自贡盐商在仁岸开办了不少盐号，如“协兴隆”“仲兴祥”，即由自贡资本雄厚的李姓、王姓盐业世家分别举办。“协兴隆”总号设在仁怀，从仁怀到贵阳沿途设子号多达70余家。各子号不但自置办公房屋、盐仓和丘二（“丘二”，川渝方言，即店伙计。编者）住宅，还购置田产，所收租谷足供子号全年缴用。

川盐入黔示意图（曹龙乾绘）

据四川富顺旧志载，为落实清廷盐政“引岸专卖”制度，雍正八年（1730），在富顺县设自流井分县，分县丞署驻县西北的自流井盐场，专司井、灶、枧、号等盐务管理，推动井盐产、运、销发展。川盐入黔新政开启时，富顺全县运销“黔边水引（‘水引’，此指水路运销食盐的凭证。编者）一千七百五十张”，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额行黔边水引三千三百张，陆引四百五十张。每年征解税、羡（“羡”，余剩、超出，“以羡补不足”。清代赋税为弥补田赋所收实物损耗而在正项外加征的部分称“加耗”，征粮时名目有“升斗耗”“雀鼠耗”等；改征银两后为弥补银两熔铸损耗而加征的部分称“火耗”。所征“加耗”“火耗”抵补实际损耗后的盈余称“耗羡”。耗羡一部分归州县官吏所有，名“养廉”，余解交省库藩司，名“羡余”。编者），截银三万三千三百六十两”。短短数十年间，销往贵州的井盐几乎翻倍。

四川省荣县也同时在贡井设立分县，“司配截、巡徼之责，稽查场区，佐理县事”。荣县旧志载：“水引运道，由合江换截引纸，转运黔省仁怀县口岸销售……乾隆二十五年，于盐井见咸等事案内，详请增水引一百二十张，总计行黔水引一千九百五十三张。每年额征正税、羡，截银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两。”按当时盐政，仁岸、綦岸专销自贡巴盐（一种便于长途运输的块状盐），涪岸、永岸配销犍为巴盐，可见自贡井盐在川盐入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受地理、盐质等因素影响，相比滇、桂、粤盐，黔人更偏爱以自贡井盐为代表的川盐。正如清代李榕《自流井记》所述，“黔边乏盐之地，以绳系巴入汤水搅之，略得咸味，仍挈巴起，其珍贵如此”，黔地对盐的渴求推动了自贡井盐业的飞速发展。据《自贡市志》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自流井、贡井合称的富（顺）荣（县）盐场成为四川三大产场之一。乾隆年间富顺籍进士李芝在《盐井赋》中用“黔滇济阕，军国所需”“往来辐辏，云合三巴之间；转运轠轳，贯注南黔之半”等颇富诗意的词句，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井盐入黔的兴盛。到嘉庆年间，富荣盐场变身为四川第二大盐场。迨至咸丰年间，随着“川盐济楚”的加持，富荣盐场产量急剧上升，年产食盐约290万担，一跃成为全川最大的盐场，也牢牢占据了川盐入黔的首要地位。

二

井盐与茅台的联袂竞长

川盐入黔刺激着自贡井盐的快速发展，自贡井盐业的兴盛又催生了专销口岸的众多新业态，如竹木业、造船业、酿酒业以及餐饮业等。在诸多新业态中，又以仁岸区域的酿酒业最为典型。

众所周知，赤水河仁怀茅台至古蔺二郎段盛产名酒，有“美酒河”之名。该地酿酒业的形成、发展乃至驰名中外，固与其得天独厚的气候、水源、微生物小环境有关，亦有赖于仁岸盐流商流的催生促长。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遵义籍文学家、诗人郑珍，从遵义途经茅台村、二郎滩等地赴仁怀厅（今赤水）访友，沿途写下了“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等千古名句。诗中“赤虺河”为赤水河的古称。这些诗句既反映了仁岸盐运的繁荣景象，又揭示了从事盐运的自贡“秦商”（人称“老陕”的陕西、山西籍商人）与茅台酒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是自贡盐业与茅台酿酒业联袂竞长的生动写照。

自贡西秦会馆（图源《自贡市志（1991—2005）》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自贡地区丰富的盐卤资源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便吸引着大量的外省移民前来淘金，“秦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财大气粗，不仅在自贡经营商业、钱庄和典当业，还利用积累的雄厚资本和丰富的从商经验深度介入井盐运销。他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减少竞争以获取巨额利润，以“款叙乡情，互通声息”为名，在自贡组成了集团化商帮“西秦大会”。修建于乾隆年间、迄今仍是自贡标志性建筑的西秦会馆，记录见证了“秦商”左右自贡盐业发展的辉煌历史。“秦商”瞅准川盐入黔契机，大举投资自贡井盐业，鼎盛时，井盐的生产、贩运几乎被其完全垄断。据《皇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时有“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的民谣传唱。

从富顺自流井张家沱出发，沿釜溪河下行至邓关入沱江，再至泸州进长江，到达合江后转入赤水河，溯水而上经赤水、习水、二郎滩到达仁岸终点茅台后，再转陆运至贵州各地销售，是川盐入黔的主线。井盐入黔之初，茅台还只是赤水河畔一个偏僻小村，其酿酒业远不如作为井盐流通集市知名。随着自贡“秦商”到来，茅台村渐变为繁荣商镇，在盐业繁盛的同时，酿酒业等也日渐兴盛起来。据《贵州通史》记述，茅台“集贸以酒为大宗，多由陕西商贩经营”。茅台酒创始人之一王泽履（号立夫）的祖父王振发，就是在盐商的帮助下成功创办天和盐号，迅速暴富，为日后创办天和号烧房酿造“茅台烧”酒（人称“王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茅台酒的另一创始人华联辉，创业之初在仁岸开办“永隆裕”“永发祥”等盐号，赚得第一桶金后在茅台开办“成裕酒房”（又名“成义烧房”，茅台酒历史上三大烧房之一，人称“华茅”），对茅台酒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贵州平远（今织金）人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大力改革盐政，主纂《四川盐法志》，对扩大井盐运销、促进茅台再次繁荣居功至伟。他奏请朝廷批准疏浚茅台至合江段赤水河道，进一步提升了盐运能力；又任用贵州遵义人唐炯（曾署理四川盐茶道）、赵廷璜（曾任富顺知县）督办协办盐务，力推盐业新政。新政主要内容为：将“官督商销”改为“官运商销”，在产盐地自流井设立专管黔盐运销的“官运局”，实行招商认购认销；推行“以盐运盐”办法，即从自流井运抵赤水的盐包，由合江起岸时每包180斤，运到赤水交包时按160斤计，运到贵阳时按96斤计，其差额即为运费。

盐业新政的推行，不仅使整个仁岸客商云集，茅台人口急剧增加，也间接促成盐商巨贾扩大投资兴建酒坊，使茅台产酒剧增，年产量约170吨，酒的品质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秦商”一面将自贡井盐贩运到茅台出售，一面又利用返空盐船将大量茅台酒装运回自贡盐场销售，形成了“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浙江籍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诗）的繁荣景象。这样的局面延续了上百年。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若从清乾隆十年（1745）疏通赤水河发展盐运算起，自贡盐与茅台酒因缘际会已超二百年。如果没有“川盐走贵州”和仁岸盐运的兴盛，就不会有大量自贡盐商“聚茅台”，茅台酒的发展繁荣与品牌形成就会大打折扣。《仁怀县志》记载，茅台酒是“随着盐业商销的发展而兴起的”；《茅台酒百年图志（1915—2015）》记载，“历史上茅台酒的发展与盐运关系密切”。事实证明，自贡井盐运销促进了茅台酿酒业的发展，自贡“秦商”更是茅台酒发展壮大的重要推手。时至今日，赤水河沿岸仍有部分乡镇村落的人操着地道的自贡口音，这何尝不是自贡盐与茅台酒交流传奇的又一见证呢！

来源：贵州档案方志

图/文：刘  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情信息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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